毛泽东临摹过哪些草书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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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辈出的中国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兼数能于一身，既有政治家的气度、军事家的武略、思想家的睿智深邃，又有艺术家的才情的，却不多见。毛泽东的艺术才情，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词中，更表现在他那惊世骇俗的书法艺术中。承继了传统中国书法的精髓，又积聚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在中国书法的殿堂里，毛泽东铸造了一座艺术丰碑。毛泽东书法艺术水平的高度，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企及的。

毛泽东非常珍视书法艺术这一国学宝库中的“奇葩”，他对传统的书法钻得深，吃得透，心追手摹，观察精到，独悟天机，广采百家，吸取精华。同时，他又自出机杼，不践古人，对自己的书法不断地扬弃，日有所进，年有所改，老有所攻，求新求变，最后达到了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独到境界。

从青少年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酷爱书法，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他曾经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绵延数千年的书法艺术遗产，阅读观摩了大量的历史碑帖、石刻等。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要驻足良久，细心揣摩，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每到殿宇厅堂，遇到好字，就更是如此。他还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也是他在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书法的书体，经过几千年的嬗变，呈现出这样的序列：篆、隶、楷、行、草。草书是最末一位，又是最高的一位。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因此，在中国书史上，只有擅长草书者可称为“圣”。汉末张芝被称为“草圣”，晋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唐代书家林立，但称得上“草圣”的只有张旭一人，而与张旭齐名的，仅有以狂草而名世的僧人怀素而已。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从毛泽东的用笔、结字、布局等方面看，特别是从他的草书来看，他的确是临摹过不少碑帖的。在毛泽东临摹过的碑帖中，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 （参见《书法丛刊》第19辑《田家英专号》。）

拿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相比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笔画都较细圆；字形都较长；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自肆的写法。但毛泽东学习书法又不囿于学古人碑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加上他博大的胸襟，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在笔画上、结构上，毛泽东的字又有与怀素不同的地方。如：怀素《自叙帖》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自叙帖》结字较长，毛泽东的结字长中多欹侧。

唐代僧人怀素《自叙帖》（局部）

毛泽东《忆秦娥 娄山关》手迹

怀素的《自叙帖》所表现出的豪迈气概超出一般书家，非一般书家所能及，而毛泽东对此帖发生了如此大的兴趣，下了如此大的功夫去临摹，正表现了他的豪迈气概。在临摹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飘逸”的书法风格，又使得他的书法表现出深远的意境、超凡的气势。

除了临摹学习怀素的《自叙帖》以外，毛泽东还博览历代草书名帖。他曾就搜集草书帖给田家英写过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这是公布的毛泽东书信中惟一的只涉及书法的一封信。

据逄先知回忆：

“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画，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

借来的8件明代草书，文徵明和董其昌的都属儒雅的“二王”书法体系，书法功底很深，艺术风格上文质彬彬。解缙、张弼、傅山的草书，可能更合毛泽东的胃口，他们都是张扬个性风格的放笔恣肆的明代尚势书风的代表书法家。有激情，有气势，是他们共有的艺术特点，从而有别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时代书风，树立了明人自己的时代书风。

解缙，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文才名噪一时，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为人刚正不阿，两次被贬谪。第三次遭奸人诬告下狱，竟被强行灌醉后，埋入雪中活活冻死，年仅47岁。他的书法，楷行俱佳，尤以狂草称著，纵荡狂放，开合跌宕，直抒胸臆。明朝著名的文艺家王世贞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书法能使元朝书坛领袖赵孟（兆页造字）失价，百年之后也少有人能与他匹敌。

毛泽东在读解缙草书手卷的时候，也许被他的文采所打动，不由自主地用铅笔在手卷上作断句。并说：“我就喜欢这类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书法，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一举两得。”幸亏毛泽东不喜用钢笔、圆珠笔，否则这件故宫文物就受损了。

张弼比解缙晚两辈，号东海，松江华亭人。他恃才傲物，自诩文章第一、诗歌第二、书法第三。《明史》说他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他跟唐朝张旭、怀素一样，喜欢酒酣之际挥毫，顷刻间疾书数十纸，如蛟龙舞狂雨，震荡人心目，世人喻之为“张旭再生”，名扬海外，竞相求购其手迹。他在南安当官时，军内武将立功领赏，宁愿得到他的书法，而不愿领取金帛。

傅山是山西人，由明入清，誓不出仕，以行医为业，是著名的妇科病专家。康熙皇帝诏举博学鸿儒科，以绑架形式让他进京。他以死相抗，拒不进紫禁城赴试。康熙知道后，不但免了他的拒不从命之罪，反而加封他为中书舍人。但傅山仍自称为“民”。这样的气节，这样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也独具风格。他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并提出了独特的书法审美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四宁四毋”正是他书法个性的自白。他的行草书，运笔有狂势，连绵不绝，极富生气，给人以雄奇郁勃之感。

毛泽东指名要的《草诀歌》、“于右任千字文”是两本学习草法规律的字帖，研读草书有时需要查阅这两本帖。

因为草书是汉字体系中独特的一套书写符号系统，一般人不易认读。自汉初产生草书后，曾一度泛滥成灾，结果写出来的草书，除了自己，谁也不识，状如“天书”，影响了文化的传播。唐时，佛经的注疏是须用草字书写的，以区别于隶楷书写的经文，从而保持经文的纯正性。为此，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和尚，用楷草两种书体，一行对一行地写《千字文》达八百余本，散发江南诸寺，以正草法。草法由此开始逐渐约定俗成。

“于右任千字文”，不是指他自己书写的草书《千字文》，而是指由他主持修订的《标准草书千字文》。该帖可谓是历代草书千字文的一大艺术总结。

《草诀歌》又叫《草诀百韵歌》，是诸种草法著作中流行最广的，托名于王羲之，其实约产生于宋朝。它把通行常用的草字，按结体和行笔的简省规律，编成五字一句的韵文，琅琅上口，便于记忆，相当于诗韵。例如“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一句，是说草字的“水”字旁“言”字旁的简省差异，在于有无一“点”。又如“六手宜为禀，七红即是袁”一句，是说“六”“手”两草字的连写就构成“禀”的草写，“七”“红”两草字的连写就成了“袁”的草字。当然，这仅仅是繁复多变、千姿百态的多样化草法中的一种简识，是掌握草法的基础。

陈秉忱（1903-1986）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琪的重孙，家学深厚，在书法上的造诣很高，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他多次为毛泽东搜集过历代书法名帖。他生前回忆道：“主席喜欢看字帖，看得很细，不仅看字的点画、结构、用笔，还研究其中的内容，欣赏其文章，好的字还用铅笔画上道。主席要看哪一种字帖，还将同类的有关系的都找来放在桌上，对照着看。向故宫借来的墨迹，就挂起来，随时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