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房四宝”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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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纸、砚，历来被中国文人称为“文房四宝”。也是历来传播国学的媒介和载体。毛泽东一生与写作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文房四宝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用文房四宝写出了一篇篇雄文大作，一首首诗词华章，也用文房四宝摘取了草书这颗中国书法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早在井冈山时，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喜欢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便经常让父亲贺焕文代购一些笔墨纸砚供毛泽东使用。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时，亲手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裁成长方形，花了几天功夫，一针一线精心缝制了一只多用挎包，送给毛泽东。这个挎包里面有多层口袋，外面又有若干小口袋，可以装笔墨纸砚，甚至尺子书板、毛巾漱具等随身办公用具和生活用品，简直是个“百宝囊”。
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赞赏道：“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长征时期，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他的警卫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将文房四宝摆好。他向警卫员陈昌奉交代：“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文房四宝占据最显眼的位置。在毛泽东度过了17个春秋的毛泽东故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北房东屋，门边南窗如今按原样陈列着一张大书桌，桌上有一铲形的端砚，装在紫檀木盒里。书桌上还摆着一小瓶“中华牌”墨汁。一小块完整的“龙门”墨锭，放在一个小巧玲珑的木架座上。书桌上还有一只四方形的铜墨盒，古红色的笔筒里插着几支大楷笔，全都套着铜质或铝质的笔套，笔杆是普通的竹笔杆。书桌的左边角上放着一叠裁开成大16开的宣纸页，洁白如玉，还有一叠大小信封，以及五六支红、蓝、黑铅笔。在东房北屋也有一张大书桌，一只方铜墨盒比卧室书桌上的略小，白瓷圆笔筒里插着几支黑笔杆的大楷笔，也有笔套。
毛泽东一生大都用毛笔和铅笔写字，极少用钢笔和圆珠笔。现在保存下来的他使用的毛笔多出自鸠居堂、清莲阁、朴园等老字号笔店，包括长锋狼毫、羊毫、鸡狼毫、紫毫等多种质地，有的上面刻有“曲水清赏”、“师万物”等字样，看上去古色古香。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毛泽东用的文房四宝，大部分需要购买，有时也以战利品补充。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直罗镇，部队缴获了几支毛笔、一支好钢笔和一只手表，领导同志根据需要便都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只留下了几支毛笔，钢笔、手表都送给了其他的同志。
1937年，何香凝从上海买了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托人带到延安，还有她的一本画集和一本《双清词草》诗集。毛泽东于当年6月25日写信给何香凝说：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
毛泽东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1960年秋，周世钊、李达和乐天宇从九嶷山带回两支斑竹笔杆的毛笔，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除了用毛笔写字外，写文章、起草和批阅文件常用铅笔，看书时的批注也多是铅笔。他的铅笔字刚硬中寓圆转柔和，笔锋到处轻重不同，提按顿挫笔画分明，能写出像毛笔一样漂亮的硬笔书法。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郭化若说，在延安时，因为当时是战争时期，工作紧张，时间短，铅笔写起来快，毛泽东有时不用毛笔而用铅笔斜着在宣纸上写字。
建国以后，毛泽东用的铅笔，原来主要是德国生产的，当国产“中华”牌铅笔问世后，毛泽东便开始用上海“中华”牌铅笔。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上海“中华”、“五星”牌铅笔，其中一支“中华”牌铅笔上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字，还有一支棕色圆形5B德国制铅笔。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他的一项额外任务，便是为毛泽东削铅笔，一次削好几十支。毛泽东出巡时也将铅笔预备好，到住处后，在床头、办公桌，乃至厕所等地方各放几支，以便随时随地取用方便。
毛泽东喜欢用高软度的铅笔。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毛泽东的床头桌上长期有十几支削好的粗黑软铅的木杆铅笔备用。
在毛泽东故居的书桌上，没有圆珠笔和钢笔。这两种书写工具，他一生中只偶尔使用一下。据逄先知说，圆珠笔毛泽东只使用过一次，那是1957年3月19日至20日，在徐州至南京、上海的飞机上，他用林克手上的圆珠笔，书写了六朝诗人萨都剌《木兰花慢·徐州怀古》、宋朝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和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对林克讲了这些词的词意和典故。钢笔，只在1942年1月26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等少数文稿，以及给林克的一两封信等上面使用过。
毛泽东写字，并不大讲究纸的质地，这与他不喜爱拘束的浪漫性格和俭朴的生活作风是一致的。
在延安时，宣纸很少，毛泽东使用的多是根据地产的玉版纸、马兰纸和土纸。
1946年8月下旬，毛泽东得知刘邓大军六天时间内以五万兵力歼敌四个旅的捷报后，兴奋得难以自制，把马兰纸铺在桌子上，卷起袖子，饱蘸浓墨，写下了：
“庆祝大胜利！增强我信心！凡能歼敌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
字越写越大，一种欣喜的激情在笔下一泻千里。
还有一次，延安新市场买了一批宣纸回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买了十二刀，拿了十一刀送给毛泽东，一刀留给了郭化若。郭化若知道毛泽东喜欢用宣纸，就将那一刀也送给了毛泽东。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用宣纸。毛泽东用的宣纸页，常是用四尺宣纸裁成12张，也有时用八开的白色厚宣纸。偶尔有写得较大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常用带红界线的宣纸信笺，以后主要用裁开的白宣纸，没有了红界线的视觉干扰，使他的书写更加无拘无束。就是用有竖格的信笺纸写时，毛泽东也常不按格写，随兴所至，甚至顶天立志写满全纸。
为了满足求墨者的要求，毛泽东有时还将题字、题词、批注写在笔记本上、书上，照片上、奖状、奖旗上，文件、信函的边行，或其他制品上。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为了加强对起义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独出心裁，亲自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上书写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八个大字。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到延安的进步青年怀着对革命领袖的敬爱之情，常常要求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位抗大的学员一时找不到好纸，用四尺白漂布给毛泽东，请求题词以作纪念。时隔几天，毛泽东果然写好了让人送去。
1939年，习仲勋也曾用一块一尺长、五寸宽的白漂布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题写道：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同志，毛泽东。”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前夕，周恩来秘密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当时的严重情况，毛泽东阅后，沉思良久，然后在一柄白色的丝绸折扇扇面上写了“各求各志，各行各路 。离凡离圣，离因离果”四句话，随即叫警卫员将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明白了毛泽东对于此事的意见。这是毛泽东在特定情况之下书写在特殊物件上传递的重要信息。也许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题扇书迹。
毛泽东文房四宝中保存下来的有不少砚台。有一方最早的砚台，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用过的。砚台是韶山本地材料制成的青石砚，长方形，底面凿有条痕，台面四周刻四道条框，前端略凹。这方砚长有19厘米，宽有12.5厘米。就是这方砚台陪伴毛泽东度过了“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涯。
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有一个直径约26厘米的腰圆形青石砚，这是毛泽东用过的最大、且形状也最奇特的砚台。因为他通常用的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砚台。
延安时期，人们知道毛泽东喜用毛笔书写，曾有人用古砖制成了一个方砚台送给他，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生活比较稳定，使用毛笔和砚台的频率也更高了。每次出巡，总得带上他的砚台，但石砚较易碰坏，因此后来他改用铜墨盒。
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巡视到杭州，随身带了一个小的铜墨盒。到了汪庄招待所，毛泽东发现所里为他准备了一个大的铜墨盒，用起来很方便。临走时，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你去请示一下领导，我们换一个墨盒用，看行不行？”所负责人听后说：“主席需要，拿去就是了。”毛泽东说：“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我只能跟你们换。”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铜墨盒留在了杭州，换回了那个大的。
毛泽东的砚台中最珍贵的当推齐白石送给他的那方雕花砚。
此砚为湖南产花岗岩质地，石质坚硬，长26厘米，大的一头宽15.5厘米，小头宽14厘米，厚2厘米，外面还套着一个精制的楠木盒子。砚的表面约一半面积微凹，用于磨墨，其余部分雕花，如烟雨云蒸，意韵悠绵。齐白石对此砚极为珍爱，生怕丢失，又担心他百年之后，子孙将其转赠于人，于是亲手在砚体上刻下一行小字：
“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五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
但一年后齐白石却违背了自己的规约，于1950年国庆前夕，将这方雕花砚作为礼品送给了他视为“知音”的同乡毛泽东。同时还将自己珍藏多年作为1941年的国画《鹰》，作于1937年7月的对联“海为龙世界，云为鹤家乡”也一起送给了毛泽东。
在这几件礼物中，毛泽东特别看重，并长期留在身边使用的唯一一件就是这方雕花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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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学开国领袖活用典籍。
